韩国生育率“破1”背后的元凶：谁该为“民族之癌”负责

韩国首尔,一位父亲带孩子走在闹市区。

韩联社公布的韩国人口出生率趋势图,于2018年正式“破1”。

“身为女性,却没有结婚生育,你没有尽到对国家的责任!”9月2日,韩国知名女经济学家赵成旭提名为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席,正接受国会听证程序。在听证进行中,一名保守派男议员突然对她作出这一无厘头的指责,一时舆论哗然。

事实上,惹祸的保守派男议员发言虽然偏激,但其原有自:根据韩国政府日前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8年,韩国生育率降低到了0.98,在由较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中排名倒数第一。正是“亡国灭种”的焦虑,才促使这名堂堂国会议员将“不生育”当成了赵成旭的罪名。然而,“不生育”真的是韩国妇女的责任吗?在韩国年轻人纷纷放弃生育的背后,究竟谁该为这场“民族之癌”负责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王昱

“人口崩塌”猝然而至

提到少子化,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日本。实际上,日本虽然在人口问题上喊了多年“狼来了”,但其总和生育率(指一名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简称TFR。通常而言,一个国家总和生育率只有不低于2.1,才能达到所谓“世代更替水平”。达到该水平,国家的财政税收才不至于因人口下降而递减,其社会福利体系也不至于因纳税和缴纳福利金数量减少而崩溃——编者注)好歹维持在1.4左右,相较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1.68相去不远。事实上,比日本的少子化问题更为严重的正是韩国,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以来在全球垫底。从2000年到2015年,该国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2左右,2017年降至1.05,如今又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

东亚人群曾以喜欢生育著称,为什么日韩等东亚国家反而成了少子化的重灾区?从韩国的故事中,我们也许能窥见一二。

韩国人曾经也很喜欢生孩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新生儿总数一度保持在60万人左右,当时的人口爆炸问题让政府颇为头疼,为此韩国开始实行“软性计划生育政策”。1964年,韩国政府创立家庭保健福利协会,推行柔性计划生育政策,那时提出的口号是“不节制的生育的后果就是乞丐”。

1973年,韩国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政府又提出“不分男孩女孩优育两个子女”的标语,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到20世纪80年代,在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达到生育年龄,韩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提出“我们就生一胎吧!”等口号,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给接受绝育措施的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住房优惠和生活补贴。

万万没想到,韩国生育率的下降速度比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要快得多。1981年定下的7年之后实现的人口更替水平下降目标,才过了2年就已经完成。随后韩国生育率开始遭遇断崖式下滑,1992年跌破2.5,1998年跌破2.0,2005年跌破1.5,其后一直在比日本还低的生育率上徘徊。

韩国政府这回真急了,由放弃计划生育转向鼓励多生育。2005年,韩国政府出台《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了“2020战略”,计划到2020年把生育水平提升到1.6。

为实现这个“2020战略”,韩国政府花了不少力气,过去十年,共花费100多万亿韩元用于奖励生育孩子的家庭,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各个环节给予相应鼓励。

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孩子,韩国卫生部甚至提出“熄灯造人”计划,每月一晚“熄灯日”,放员工早早回家“造人”,被民众笑称“韩国生育部”。

但奇怪的是,与日本在意识到少子化问题后采取的各种政策多少能帮助生育率止跌企稳不同,韩国民众对于政府“多生孩子”的鼓励似乎“油盐不进”,生育率一路走低的趋势从未缓解。不管政府怎么劝,老百姓就是不生孩子,也许正是因为面对这种状况,这次保守派议员才会把“不生育”与“不为国家尽责任”联系到一起。

然而,一贯以爱国著称的韩国人,真的是有意不想为国家尽责吗?

《寄生虫》背后的大问题

最近,一部名为《寄生虫》的韩国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热议。故事讲述了韩国富人与穷人在居住环境上的“冰火两重天”——富人居住在奢华的别墅内,而穷人则蜗居在不远处的地下室里,过着几乎暗无天日的生活。

这并非影片的艺术夸张,而是韩国眼下的房地产现实,至少是其首都首尔的现实。

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生育率与城市化尤其是城市房价问题息息相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生育率出现断崖式下滑的同期,刚好也是韩国城市化率急速攀升的阶段。在很多国家,城市化带来的巨大住房需求往往会刺激房地产业的发展,两者协同发展后所达成的平衡,是房价能维持在一个居民可接受的范围内。

然而,韩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高度依赖财阀的国家,几乎与韩国城市化浪潮同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的大财阀开始大规模在首尔、釜山等地区购地兴建房产,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提高房地产业准入门槛,造成了对核心城市的房产垄断。

最终,在财阀的有意引导以及韩国特殊的地理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韩国的经济格局呈现“中部坍塌”形状,主要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南部的釜山地区和北部的首尔都市圈。高速发展的经济让面积仅占韩国总面积0.6%的首尔拥有占全国25%左右的总人口,同时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的部分地区组成的“首都圈”集中了韩国全国83%的国有企业、91%的百大企业和近50%的国民人口,首尔人口密度更是超过每平方千米16364人,比东京、伦敦和纽约还要拥挤。

离开了首尔,韩国的青年不知能去何处谋生,因此他们不得不在这座极度拥挤的城市扎下根来。这导致首尔地区房屋需求增加,房屋供应不足,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房价上涨率就是通货膨胀率的7倍左右。2006年,韩国房价达到前所未有的峰值,在首尔偏远地区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房需要接近6亿韩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接近300万人民币。

而在首尔的黄金地点例如江南区等地区,买一套三居室的标准价格都在20亿韩元以上,按照当时的汇率在1000万人民币左右,这是当时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00倍,平民百姓别说在当地买房,就是租房也够倾家荡产的。所以在韩国,只要你住在江南区,就一定是亿万富翁,前几年那首火遍全球的讽刺歌曲《江南style》,也才会把这个区作为富豪的代名词。

《寄生虫》中穷人的生存环境,就是韩国“无房阶层”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人生能勉强挣扎活着就已经让人拼尽全力了,还谈什么结婚和生子呢?

高房价为韩国“绝育”

是的,畸高的房价和随之而来的生活压力才是扼杀韩国民众生育力的元凶。由于有着“结婚就应该买房”的东亚式观念,大部分买不起房的韩国青年都不敢奢望结婚。据《朝鲜日报》2017年的调查,首尔地区的单身青年中,称自己“5年内没有结婚打算”的人居然高达73%,而这个比率几乎与首尔青年群体中的租住比例不相上下。

即便买了房,房价的阴影依然在影响着青年们的婚姻。韩国国民银行新近的一份统计显示,韩国国民从结婚到拥有自己的住房平均需要9.4年。高企的房价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韩国年轻人的婚恋观,而婚后5至10年内刚好是夫妇最有可能养育孩子的时间。

为了不让沉重的买房负担、工作压力与养孩压力叠加,大多数韩国年轻夫妇选择少生孩子甚至干脆不生孩子。因为一旦养育过多孩子,你的收入很可能就会赶不上高企的房价,家庭生活将向下沦入贫困阶层,成为《寄生虫》中那种蜗居在地下室里的穷人阶级。

当然,面对畸高的房价,韩国政府也曾试图治理过。2002年,韩国总统卢武铉在上任之初就喊出了“向首尔房价开战”的口号,试图打破财阀对房地产的垄断,卢武铉甚至还引用过中国诗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诗句,描述其志向。为了疏散首尔的人口和资源,卢武铉甚至曾决定将韩国行政首都从首尔迁往韩国中部地区。但此举无疑触动了财阀集团的蛋糕,卢武铉很快陷入了财阀在幕后操纵的“政治围猎”中,最终自杀殒命。

卢武铉死后,没人再敢提“向房价开战”的口号了。大家都看得明白,向房价开战就是向财阀开战,而在韩国,向财阀开战就等于自杀。

根据韩国统计厅今年的最新预测,韩国人口自然减少的时间起点(即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的节点)很可能将出现在今年。预计到2067年,韩国总人口或跌至4000万以下,到2098年或减少至目前的一半。至2300年,韩国人口将减至零。

或许,用不了等到那么久,以目前韩国“人口悬崖”式的崩塌趋势,韩国经济将在未来十年内因为缺乏劳动力和年轻消费群体而陷入不可逆的衰退,养老体系会在本世纪中叶因入不敷出而破产。到本世纪末,韩国的征兵体系也将因为无法招募到足够的青年而崩溃。

无财可用,无兵可征,老无所依,这样的国家还怎样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中立足?幸或不幸,我们这代人也许正在见证韩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非正常死亡”。